在江西省赣州市宋城公园一处古城墙旁，伫立着主持修筑福寿沟的北宋著名水利专家刘彝的铜像。 谢过房/摄

　　刘彝铜像旁的立石上刻有光绪年间勘测绘制的“福寿二沟图”。之所以取名“福寿沟”，是因为两条沟的走向形似篆体的“福”、“寿”二字。 谢过房/摄

　　商朝时已有城市排水设施

　　◎本刊特约撰稿  周楫

　　中国人很早就知道，废水淤积有损健康。战国末期成书的《吕氏春秋》称，“水郁则为污”。东汉时的《说文解字》云：“污，浊水不流也。” 因此，自从华夏大地进入文明时代，排水就成为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。

　　与古罗马等其他古代文明的城市排水设施相比，中国古代的城市排水系统，兼有明沟、明渠和管道。明沟和明渠是指地面上人工挖掘的水道，小者称沟，大者为渠。管道指埋在地面下的水道。为了不影响交通、场地使用或观瞻，明沟明渠可以加盖。例如，北京故宫博物院和许多城市的排水渠道，多采用加盖的形式。明沟、明渠和管道有坡度，水借助重力从高处流向低处。中国古代早已采用陶土烧制的地下排水管道，这比欧洲中世纪城市仅靠明沟明渠排水更卫生。

　　在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中，中国最早的下水道部件来自商朝。安阳殷墟遗址下水道的T字型部件，令笔者一位80后的朋友惊叹不已，因为它与今天市场上出售的家用下水道T字型部件，几乎一模一样。

　　春秋战国时期，中国城市排水技术有了巨大进步。春秋时期成书的《考工记》说：“窦，其崇三尺。”这里所说的“窦”，是宫中下水道。战国时期的城市中已有陶制的排水沟渠，称“陶窦”。陕西咸阳市东郊曾发掘出战国后期的秦都咸阳的一座宫殿遗址，推测为高台建筑，台面有比较完善的排水设施。

　　此后，不限于京城，相关的排水设施遗址在全国许多城市都有发现。北宋期间，著名水利专家刘彝在赣州(江西赣州市)主持修筑了罕见的城内排水系统——福寿沟。虽经历了900多年的风雨，福寿沟至今仍完好畅通，并继续作为赣州居民日常排放污水的主要通道。直到今天，赣州暴雨后仍能迅速排水。

　　中国古代排水设施的巅峰之作，则是在大一统皇都的北京。元代著名科学家郭守敬为大都规划了水系工程。大都的排水，是在道路干道两侧用石条砌筑宽约一米的明渠，将废水通过城墙下预先构筑的涵洞排出城外。北京城人口在明末已经接近百万，清代则超过百万，是当时世界人口最多的城市。明清时期的北京城有比较完整的排水沟渠系统，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。明朝采用砖和条石砌筑地下排水管道，宽达1米左右，高达2米左右。清朝还使用了金属管线。据清代昭涟的笔记《啸亭杂录》记载：“康熙中通沟洽，其沟皆以巨石筑之，其中管粗数尺，昔生铜所铸也。”

　　紫禁城内的排水沟渠自成系统，除地下暗沟外，还有明渠——内金水河。护城壕既有防御作用，也是城内供水和排洪泄污的明渠。德胜门外西水关是从护城壕引水入关的上游，前三门(前门、崇文门、宣武门)外的护城壕则是城内主要沟渠排水泄污的下游。城内主要沟渠有大明壕、东沟、西沟即东长安街御河桥下沟等。这些沟渠都顺着地势，自北向南流去。外城有龙须沟、虎坊桥明沟和正阳门东南三里河等沟渠，都起着排泄前三门护城壕余涨的作用。相传明清时代，每年都要派人在北京的下水道中走一圈，如果衣服上没有沾泥，就说明下水道没有淤积。据侵华的八国联军军官回忆，1900年8月，八国联军中的英军先头部队从阴沟淤泥中爬入沙窝门(即广渠门)，攻入城内。可见，直到清末，北京下水道中仍然可以走人。

　　鸦片战争以后，随着列强侵入中国，在沿海城市的租界也引入了近代西方的下水道设计。这些系统在具有先进性的同时，也有强烈的半殖民地色彩。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都有大片中国贫民居住的，完全没有下水设施的棚户区。当今广受称赞的青岛下水道系统，当年欧洲人居住区和华人区也很不平等，欧洲人污水道的出口就在华人区。

　　民国时代，中央和地方政府也曾有过改善城市卫生的计划，但是由于外敌入侵和内战不断，大多计划胎死腹中。1932年出版的《青岛下水道分区图》，1939年出版的《山西太原市下水道计划》，今天仍静静躺在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阅览室中。

　　20世纪50年代，随着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工业革命开始，中国翻译出版了苏联下水道建设的数十部著作，包括工矿企业、居民住宅下水道的设计标准和施工方法等。虽然当时中国也曾探索下水道建设的“土洋结合”经验，但苏联的设计理念和模式还是占了主导地位。60年过去了，中国的诸多事业迅速发展，城市排水虽然也在不断前进，但与发达国家相比，仍然有较大差距。

　　(本文参考文献：《中国大百科全书(土木工程卷)》、《中国大百科全书(建筑园林城市规划卷)》、《中国古建筑术语词典》等。)